證券時報
2025-11-12 23:42
中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鄧淑斌
一、美國“對等關稅”方案主要內容
北京時間2025年4月3日凌晨，特朗普依據IEEPA（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宣布對等關稅：（1）將于美東時間4月5日凌晨12：01生效對全球所有國家征收10%的關稅；（2）于美東時間4月9日凌晨12：01生效對與美國貿易逆差最大的國家征收個性化的對等更高關稅（稅率從10%—49%不等），所有其他國家/地區將繼續遵守原來的10%關稅基線；（3）全面征收25%的進口汽車關稅（立即生效），并取消800美元以下的小額包裹免稅政策（每件征收貨品價值的30%或25美元，5月2日起生效）。
根據該“對等關稅”方案，加征高關稅國家數量59個，其中：對中國加征34%關稅，對歐盟、越南、中國臺灣地區、日本、印度、韓國、泰國、瑞士、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柬埔寨等貿易伙伴征收20%到50%不等的關稅，對任何貿易伙伴的最低對等稅率也為10%。也即：（1）中國、歐盟等59個國家/地區按照“對等關稅計算”得出的結果征收；（2）澳大利亞、英國、巴西等125國家/地區統一按照10%征收；（3）俄羅斯、古巴、朝鮮等未列入此次征收對等關稅的名單，加拿大和墨西哥享受此前與美國簽訂的優惠協定，但需滿足附加條件——加拿大或墨西哥所有不符合USMCA原產地條件的貨物需繳納25%的額外從價稅，從加拿大進口但不符合USMCA原產地資格的能源或能源資源和鉀肥目前需繳納10%的較低額外從價稅。
根據美國政府網站發布的“對等關稅計算（Reciprocal Tariff Calculations）”，該“對等關稅方案”中針對各國不同稅率的計算依據是抵消貿易逆差，具體公式為：調整稅率=（美國對貿易伙伴的出口額-美國從貿易伙伴的進口額）/美國從貿易伙伴的進口額*進口需求彈性（ε）*關稅轉嫁率（φ），公式中的進口需求彈性（ε）和關稅轉嫁率（φ）被作為關鍵假設，分別假設指定為4和25%（4*25%=1）。因此，調整稅率=美國的貿易差額/美國從貿易伙伴的進口額，據此計算得出的結果再除以2，即為“對等稅率”。根據計算規則，關稅區間為0—99%，因此，最高的對等關稅為50%（=99%/2）。
根據美國白宮網站發布的特朗普關稅新政官宣簡報顯示：（1）“對等關稅”是特朗普贏得總統競選的關鍵原因；（2）該“對等關稅方案”是特朗普總統計劃的核心，是建立在能源競爭力、減稅、小費免稅、社會保障福利免稅以及放松管制等更廣泛的經濟議程之上，其目的在于解決美國貿易失衡問題和重振美國制造業。
二、美國“對等關稅”方案引發的多方反應
美國“對等關稅”方案公布后，隨即引來全球多方關注和質疑，其中的焦點與反應主要集中在如下幾方面：
一是“對等稅率”計算公式的簡化，不合邏輯。所謂的“對等關稅”，以貿易逆差占進口比重為基準，將“關稅對等”簡化為“你征多少我征多少”，并且是基于美國人口調查局(Census Bureau)2024年的數據計算得出，這一邏輯忽視了不同/地區產業結構差異性帶來的出口商品結構差異性（如，中國對美關稅集中在農產品和能源領域，而美國對華關稅集中在戰略性高科技產品、傳統工業產品、農產品），以及僅以最近一年數據作為依據，顯然不客觀也不全面，更談不上合理。
二是“對等稅率”違背世貿組織（WTO）框架下的全球貿易規則。根據WTO規則，成員國關稅水平需通過多邊談判確定，而美國單方面以“逆差占比”強制要求他國關稅“對等”，實質是對最惠國待遇原則和關稅約束義務的踐踏。
根據世貿組織（WTO）、聯合國貿易和發展（UNCTAD）等機構的權威定義，關稅是政府對進口商品征收的稅種，通行統計指標為：（1）加權平均關稅率：將不同商品的關稅稅率按其進口額加權平均后得出，是衡量一國關稅總體水平的標準指標；（2）最惠國稅率：適用于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間的基本稅率；（3）實際征收稅率：即企業實際承擔的稅負，反映在真實貿易過程中。國際貿易逆差的成因，涉及匯率政策、生產結構、勞動力成本、消費結構等多重經濟變量，與是否“被征收高關稅”無直接對應關系。本次美國推出的對等關稅方案中，特朗普政府將宏觀經濟問題轉化為“對手不公平”，用逆差作為征收高稅率的依據，集中體現了特朗普2.0關稅新政的核心思路及用意：（1）解決美國貿易失衡與貿易不平等問題；（2）以初始高額關稅兌現競選承諾，同時，為同步推進的減稅政策提供依據；（3）作為外交談判的工具，重振美國制造業，維護其“美國優先”的執政理念并以此鞏固其執政地位，其中的政治敘事及動因更為主要。
三是“對等關稅”方案公布后，引發全球金融市場震蕩。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標普500指數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4月3日分別下跌3.98%、4.84%和5.97%，均創下近年來最大單日跌幅。4月4日，標普500指數跌5.97%、周內累跌9.08%，均創下2020年3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和單周跌幅；納斯達克指數跌5.82%，較2024年12月的歷史高點累計跌幅達22%；歐洲主要股指和全球商品市場同樣受到沖擊。此外，衡量美股波動的“恐慌指數”VIX，4月4日收漲近51%，創2020年3月以來新高。
四是“對等關稅”方案引發歐盟等貿易伙伴的強烈譴責及應對。從最近一周部分貿易伙伴的表態來看，既有強烈譴責，也有采取反制與讓步并舉的應對策略。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4月1日表示，面對美國特朗普政府即將出臺的新關稅，歐盟“握有很多牌”，并已制定強有力的反制計劃，將在必要時予以實施。智利總統博里奇4月2日直言這是“強權即公理”，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警告其將引發全球經濟“沉重一擊”，德國汽車工業協會主席希爾德加德·穆勒4月3日發表聲明稱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徹底背離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貿易體系，也背離了全球價值創造、經濟增長的基礎；4月4日，我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商務部宣布中國對原產于美國的進口商品加征關稅34%等多項關稅反制措施。
事實上，任何一項政策都是雙刃劍，加征關稅必將拉高自身物價，而美國目前正處在高通脹階段，“對等關稅”方案對其遏制通脹無疑是雪上加霜。4月1日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最新發布的《制造業商業報告》顯示，美國3月ISM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下降至49%，價格指數單月飆升7點至69.4、創下2022年6月以來新高，ISM的調查表明，美國制造商的情緒因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執行不穩定而受到動搖，這意味著美國制造業活動在2025年前兩月的回暖態勢受到抑制，反映了特朗普關稅政策對美國經濟自身的影響已經有所顯現，而“對等關稅方案”的實施，無疑將進一步加大美國通脹的上行壓力與經濟衰退風險。因此，盡管4月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平臺“真實社交”上發文表示，現在是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降息的絕佳時機，但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同日表示，美國關稅可能導致通脹上升、經濟增長放緩，在關稅問題上，調整貨幣政策“為時過早”，從中也可見，“對等關稅方案”在美國政府內部也存在一些分歧。
三、對中國經濟及A股市場的影響
本次美國“對等關稅”方案，針對中國額外加征34%稅率，加上在2月、3月以芬太尼等問題為借口分別加征的10%關稅，截至目前，特朗普1月20日再次就任美國總統后，對中國累計加征關稅幅度已達到54%，并且結束了對小額進口（低于800美元）中國商品關稅的豁免。
相關研究機構的測算顯示，以2025年1月最新數據計，對等關稅落地后，美國對中國平均關稅稅率將達到65%左右的高位，其中的影響機理主要體現在：（1）拖累出口。對中國加征關稅將直接影響出口占比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高附加值新興產業（如新能源、半導體），對周邊國家進行關稅施壓進一步壓縮中國出口的替代空間；（2）加大產業轉移風險，從而減少國內投資，并進一步削弱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優勢地位；（3）出口產業鏈承壓以及投資減少，直接對就業形成較大壓力，從而抑制國內消費；（4）人民幣匯率短期面臨貶值壓力，需防范外資流出引發的流動性風險。
美國“對等關稅”方案框架下，針對我國的高關稅政策對國內經濟復蘇的短期沖擊不容低估。4月4日，我國宣布自2025年4月10日12時01分起，向原產于美國的所有商品加征34%的進口關稅，考慮美方是在今年對中國加征20%關稅基礎上再加征的34%，說明中方加征關稅的回應比較克制，既留有磋商談判余地，也體現了我國政府應對外部挑戰的決心和底氣。從中長期來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可控，一方面，中國出口份額在短期內很難被完全替代，競爭國在電信設備和帽飾上的出口潛力之和低于中國；另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優勢突出，2018年貿易戰時加征關稅不僅未對我國傳統產業構成太大的沖擊，反而促進我國高端制造業國產替代的崛起。
鑒于關稅談判過程的不確定性，結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對中國經濟面臨形勢的預判以及對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的一攬子安排，尤其是對充實完善政策工具箱的部署，預計近期國內或將推出增量政策，全力擴大內需，以積極應對美國高關稅對經濟帶來的沖擊，尤其是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加力擴內需的概率進一步提高。其中：（1）貨幣政策方面，可關注央行多次提及的擇機降準降息落地；（2）財政政策方面，可關注提振消費、穩樓市等增量政策落地，與之相關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相關具體部署也可能加快落地。
如上所述，美國“對等關稅”方案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尤其是短期內沖擊不可避免，但鑒于我國宏觀政策面早有積極部署，無論是中央財政還是央行，所預留的“充足的儲備工具和政策空間”都能夠在關鍵時刻形成有效對沖，以確保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對國內A股市場而言，預計整體好于全球其他市場表現，保持震蕩回升向好勢頭，其中邏輯在于：（1）經濟基本面穩定；（2）技術創新引領價值重估；（3）“穩股市”頂層設計下，資本市場投融資綜合改革持續推進，推動上市公司提升質量、提高分紅和合理回購，以及加快中長期資金和耐心資本入市等政策加快落地。
